李辉 | “洋务派”陈翰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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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派”陈翰伯的故事

文 | 李辉




陈翰伯先生
 
陈翰伯先生1914年3月14日出生于天津,祖籍江苏省苏州市。

陈翰伯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与萧乾先生都在新闻系,斯诺也是萧乾的老师。


燕京大学时期的陈翰伯

美国女记者海伦?福斯特生于美国犹他州,1931年8月来到中国,翌年冬天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婚。埃德加?斯诺也曾访问陕北。之后,斯诺请海伦夫人1937年4月下旬,海伦不顾困难和艰险,要到延安访问。海伦在黄敬和王福时陪同下,悄然离开北平,乘平汉路火车到郑州转陇海路赴西安。在西安的接头人,正是原燕京大学的学生陈翰伯。


海伦?福斯特与埃德加?斯诺夫妇的合影




罗雪村2020年画30年代斯诺肖像




罗雪村2020年在陕北画斯诺肖像

海伦到西安后,历尽艰险,乘坐红军运货卡车于5月2日到达延安。在延安期间,她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广泛接触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工人、农民、文艺工作者、妇女和学生。

她与他们长谈,时常提出问题,详细作笔记。海伦也都见到。她采访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还为其中的34人写了小传,特别是同毛泽东进行5次难忘的长谈。她根据采访写成了《续西行漫记》一书。

在海伦?福斯特?斯诺赴延安及在延安的采访过程中,由王福时和陈翰伯陪同,并担任翻译。

1980年6月1日,一个万里晴空的星期日,74岁的海伦在她居住康涅狄格州迈狄逊小镇的一所老屋中,迎来这位远程来访的客人,他就是35年前的老朋友,时任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代表团团长陈翰伯先生,两人一同回忆起当年蔓延的往事。


陈翰伯走进斯诺夫人家中

陈翰伯先生1958年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总编辑。这时,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任务刚刚重新被确定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

陈翰伯风趣地称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是“洋务”,他就是洋务派。为此,他奔走于中央宣传部门及学界之间,不仅取得办“洋务”(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的特别分工,同时在沈雁冰、张友渔、潘梓年的支持下,通过筹备中的“外国学术著作翻译规划小组”,得到一份庞大的译作规划书目。

陈翰伯在这个书目的基础上组织馆内外专家反复研讨,最后确定一个“削去冗繁留清瘦”的实施方针。即“以16世纪至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学术著作作为先期编译的项目,从中再划出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三部分作为出书重点”。很快得到上级批准,并得以顺利实施。 

陈翰伯先生主持商务编政期间出版了近200种,这些书都是1982年商务85周年纪念时集中推出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主干书目。

由于选题经典,译者权威,译校严谨,编辑倾心,这套书已成为商务印书馆的常销也是热销品种。到1966年,不足10年的时间,商务翻译出版的西方学术名著有395种,几乎将16世纪到19世纪上半叶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些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一网打尽。

此外,陈翰伯主政商务时还出版了一套著名的普及读物“外国历史小丛书”。

陈翰伯先生1959年将珍藏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摄影”捐献给当时的“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他的这件捐赠,自然被列为革命文物,并复制三张。

为此,陈翰伯收到一份感谢函和捐赠证书。感谢函上写着:“一送陈云副总理,一带交上海办事处,一连本函存卷。”同时,感谢函上还标注了捐赠照片上的人员姓名,陈云居前排左三。


1959年陈翰伯呈送商务印书馆的图片,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1959年5月29日




陈翰伯递交的陈云等图片




陈翰伯1959年5月赠送的图片。大家与商务印书馆的合影,前排之三为陈云





1961年6月商务印书馆的退休人员

对陈翰伯先生,我素无研究,但现代史上的商务印书馆,在我心目中一直占据着很高的位置。在熟悉的一些老人那里,我时常听到他们对这位著名出版家的赞誉与钦佩。

没有想到,多年之后,此次捐赠的照片复制件、证书、感谢函,连同陈翰伯写于“文革”中的部分检讨交代,一并出现在我的面前。

证书上印章的红色油墨已褪色,交代书上满纸工工整整的笔迹却依然清晰。

故纸堆把一个时代的前前后后紧紧裹在了一起,个人的生命,也被无情地紧紧裹住。岁月不断发酵。人的风光与卑微,人的欢喜与忧愁,在故纸堆里到底被酿成了什么,我一时间竟无法静下心来仔细琢磨。

陈翰伯没有想到,在此期间,他的夫人卢琼英正在其单位全国妇联受到严厉审查。

1966年8月30日,全国妇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办公室致信商务印书馆“文革委员会”,要求对方“勒令”陈翰伯配合调查卢琼英的各项情况。来函如下:
 
商务印书馆
文革委员会:

你处揪出的反革命分子陈翰伯的老婆卢琼英是《中国妇女》杂志社前任副社长兼外文刊物英文版《中国妇女》总编。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群众揭发了她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现在我们请你们协助,勒令陈翰伯交待他和卢在政治上的联系,卢历史情况、入党情况和入党后的活动情况等。

我们具体想了解以下几个问题:

在政治上,陈和卢的反党活动联系?在文化大革命中陈和卢有些什么阴谋活动?

卢琼英的家庭情况?历史情况?卢怎样和陈结婚的?

抗日战争以后,卢是怎样经西安到延安的?卢是怎样入党的?入党后又怎样从延安到白区?组织关系是怎样转的?以后组织联系情况怎样?(交待时间、地点、联系人、证明人)

从一九四二年到解放,卢的组织关系是谁负责联系?给卢的任务是什么?

卢到上海美国新闻处当翻译是哪一年,有多长时间?怎样去的?有无党的指示?当时组织上的联系人是谁?后来又怎样离开的?这一段卢政治表现如何?  卢琼英在上海美国新闻处时,怎样分得日本人房子的?以后如何处理的?

希望最近能将陈翰伯交待的以上有关情况告诉我们。

此致

革命的敬礼!

全国妇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办公室(公章)

8月30日




全国妇联的来信(1)




全国妇联的来信(2)
 
这封公函上,商务印书馆某位“文革委员会”负责人九月三日做出批示,签名无法辨认:
 
请蒋宝恩同志与陈谈,要其交待。

??66/9/3
 
之后,一封两页纸的请示信,留住了我的目光。没有注明年份,但参照其他材料,应是写于1966年8月30日与9月3日。

当时,陈翰伯和许多卓有贡献的知识分子一样,正被隔离起来,关在“牛棚”里接受批判。陈翰伯的请示信写给当时商务印书馆的“革委会”。用的是文化部公用稿纸,红格,15cm?20cm的规格,钢笔书写,蓝色墨水,写于10月12日。
 
黄国萍并转

革委会:

十月六日李主恩通知集中学习人员,以后我可以在星期六、日两天回家。我非常感谢组织上的安排,并将努力体会这种安排的精神,作进一步的反省和检查。

上星期六、日,我没有回家。

我家几个门上、窗上还贴有封条,衣箱上也贴有封条,几个家具上还贴有“国家财产不许乱动”字样。我自己不便把这些封条揭下。能否请革委会派人给揭下来,并请对我同住的肖凡家,说明这是组织上同意揭下的。当然也要说明我的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仍要请他们加以监督。

有几把门上和箱子上的钥匙能否发还给我。

我老婆卢琼英是否可以回家了,我不知道。能否请革委会打电话问问中国妇女杂志社的革委会,然后把情况告诉我,如果她能回家了,我准备从下星期起按时回去,按时回来;如果她还不能回家,我暂时也不回去。

陈翰伯

十月十二日




陈翰伯书信(1)


陈翰伯书信(2

文字简练而明确,一如以往文风。以“戴罪之身”请示,但行文仍显得不卑不亢。

在陈翰伯的这封请示信第一页上方,有用圆珠笔写的这样段话:“据中国妇女杂志社来电话,卢琼英暂时还不能回去,已通知陈本人。”

“如果她还不能回家,我暂时也不回去。”如信所言,陈翰伯不会独自一人去推开自己的家门。

在此情形下,陈翰伯期待的夫妇同时回家,怎么可能实现?家门何时向他们再度敞开,夫妇何时再度重逢,不得而知。

陈翰伯于1968年1月17日,写下他所经历的敌人捕人、封门等不用的蔓延故事。他这样写到:
 
我所经历的敌人捕人、封门等事件

1.王汝梅等七人被捕  

一九三六年三月卅一日,北平各大中学学生曾集中在北京大学三院为一难中学生郭清举行追悼会,会后抬棺游行。燕京大学有同学五六十人参加。

是日上午十点以后,抬棺游行开始时,立即遭到反动警察冲击。在燕京大学同学中,有七人被捕,计为王汝梅(后改名为黄华,现在外交部工作)、王永琪(后改名为王明远,现在农业大学工作)、柯家龙(解放后在国际新闻局工作,不记得是哪年因反革命案件被我逮捕)、余梦燕(女,后无消息)、麦佳曾(女,后无消息)、肖庆萱(女,后无消息)。

还有一个女同学,我已想不起来了。这七个人是同时在大街上被捕的。我们把这次事件叫做“三三一事件”。以后七人均陆续放出。

那天我没有参加游行。学生会几个负责人指定我担任留守。在清华大学,担任留守的是王永兴(又名黄刊,在太原某一师范学院工作)。

除上述几人知道这个“三三一事件”之外,知道这件事的人还有龚曾生(女,现在外交部工作)、龚维航(女,后改名为龚澎,同上)、刘克夷(后改名为刘柯,现在外国语学院工作)等人。

2. 周科征被捕

我曾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在全民通讯社成都办事处工作。一九四○春,社长周科征在重庆被捕。周科征的公开身份是伪中央银行英文秘书。全民社社长的职务是不公开的。他当时可能已是党员,但是我没有和他在党内发生过关系。

一九四○春,成都国民党反动当局制造了一个“抢米事件”,诬蔑我党组织“饥民”抢米;同时把我党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两人逮捕起来。

周科征在重庆得知此事,曾在写给昆明的一个朋友(姓王,我不认识)的信中详细述及此事。这封信不是经邮局寄出的。当时在全民社工作的有一个人叫方殷(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方殷有一个朋友叫魏猛克(我不认识)。周科征托方殷,转托魏猛克乘坐飞机把那封信带往昆明。

魏猛克把这封信放在手提箱内。在飞机起飞前,国民党反动军警检查行李,就把这封信查出来了。魏说这封信是方殷托他带的。反动军警把方殷扣了起来。方殷供出是周科征托他办的。

方殷曾带了反动军警到周科征家去抓人,又曾到周常去的一个朋友家去跟踪抓人。周事前已经知道出事,所以没有抓着。

又过了一两天,周科征认为不应使方殷受牵连,竟自动到伪卫戍司令部去投了案。方殷马上被释放。周科征一直坐牢,大约在一九四六年或四七年才被释放出来。

发生这个事件时我在成都。重庆方面通知我赶快到重庆去商量事情。到达后,我才知道周科征已经被捕。
除上述有关人员知道此事外,以下几人也知道此事:邵漪蓉(周科征的老婆,现在全国妇联工作)、吴寄寒(现在旧中宣部工作,此事时他不在重庆)、张维冷(曾在中央联络部工作,一九五八年下放河南某地)、黄洛峰(现在旧文化部工作)。

3.《联合晚报》被封

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该报大量报道了学生运动和工人罢工以及上海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苦的消息。“五一”劳动节时,该报出版了三次专刊,登出不少工人读者的来稿。

伪上海警备司令部于五月廿四日下午派了一个伪警察通知自明天起不许出版。当时,王纪华、郑森禹和我都在社内。待我们了解到并无伪警察看守后,就走了出去。

同日封门的还有文汇报社和新民报社。

当时在报社工作的人都知道此事。

4.《联合晚报》记者被捕

就在《联合晚报》被封之后,大约十天左右,可能在六月二、三日,有三个外勤记者被捕。三个人是杨学纯(现在世界知识出版社工作)、姚方藻(女,后无消息)、黄冰(女,后无消息)。同日,文汇报社也有一个记者被捕,好像姓麦,女的。新民报社也有一个记者被捕,好像叫张忱。麦、张两人我都不认识。

以上诸人以后都陆续放出。听说黄冰最坏,竟然和一个特务勾搭上了。

当时在报社工作的人都知道此事。

5、姚溱被捕  

妙溱曾经是我的党组织的上级领导人。他被捕时,已不领导我。领导我的人是陈虞荪(现在上海文汇报社工作)。

姚溱是专做党的工作的。他有一个职业掩护是《中国建设》杂志。在那里工作的有一个叫高祖文(十余年前在国务院资料室工作)。他知道姚溱被捕事。

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一日或十二日,金仲华(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拿了一份英文报纸给我看。报上刊出一段消息说是在威海卫路有一个姓姚的人跳楼自杀,跳下时砸伤了一个三轮车工人。金仲华说威海卫路有一个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他说姚溱曾经约定要来找他,但是没有来。因此,金仲华猜测姚溱可能是被捕了。

我和金仲华立刻去通知与姚溱有关的人,注意警戒。姚溱的老婆韩进(现在旧中宣部工作),也到《中国建设》编辑部去打听,说是已有三四天没有回家了。至此,我们断定姚溱已被捕。

解放以后,我听冯宾符告诉过我姚溱被捕的情节:姚溱曾在苏北解放区工作过,后来被派到上海来。从前和姚同属一个支部的一个叫黄特的人已经叛变。此人在上海发现姚溱后已跟踪几天。

大约在十月十日,黄特在马路上把姚溱抓进一辆汽车里去。黄把姚带到威海卫路特务机关。姚对黄说:“我今天落到你手里,你去拿纸笔来,我来写。”黄转身出去拿纸,姚溱就从楼上跳了下来,正好砸在一个三轮车工人身上。姚和那个工人都受了伤。姚溱没有能够跑脱。

一九四九年,李宗仁当伪代总统时,为了假装有“诚意”,在上海释放了几个人,其中有姚溱。

可以证明此事的,除上面提及的之外,还有陈虞荪、郑森禹、王纪华、宦乡等人。

陈翰伯

1968年1月17日




翰伯笔下的《我所经历的捕人、封门等事件》(1





翰伯笔下的《我所经历的捕人、封门等事件》(2




翰伯笔下的《我所经历的捕人、封门等事件》(3




翰伯笔下的《我所经历的捕人、封门等事件》(4




翰伯笔下的《我所经历的捕人、封门等事件》(5

 “文革”期间,被打成“陈范集团”的陈翰伯、陈原和范用先生,在湖北咸宁向阳湖五七干校谈起办刊物,设想待日后海晏河清,要办一本读书杂志。

8年之后,他们的理想初现曙光。书禁初开,“二陈一范”也分别从“干校”回来,入主出版界几大机构。

其中陈翰伯任文化部新闻出版局代局长,陈原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范用则是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范用提出由他任总经理的三联书店主办《读书》杂志。

1979年4月《读书》创刊号面市。第一篇就是李洪林的文章,原名为“打破读书的禁区”,后由范用改为《读书无禁区》,简洁、坚定,像发刊词一样,举起了一面读书人的旗帜。

陈翰伯先生的蔓延故事,就这样留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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